改革开放前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方位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沧桑巨变
  奋起跨越的石油力量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8-12-18]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并开始利用石油和天然气，《汉书》中有“高奴，有洧水，可燃”的记载。但历经多少朝代，沈括《梦溪笔谈》里的“脂水”，始终没有和古老中国的命运交融。走入近代，当工业革命浪潮一次次把西方世界推送到新的历史高度时，盛极千年的东方文明古国和第一大经济大国却落伍了。中国石油工业被时代远远甩在后面。
  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白手起家，历史行进到1949年时掀开了新的篇章。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奋起直追，新中国石油工业大踏步向前，迅速崛起，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依赖“洋油”过日子的“贫油国”历史，从此为新中国的成长、民族繁荣富强发光聚热，成为民族复兴的工业脊梁。
  1978年，中国石油工业再次走到新的起点上。原油突破亿吨产量，发展成就斐然。国家期望石油工业再当重任，多产石油多出口创汇，但稳产上产压力巨大，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与国外先进技术差距很大，产量滑坡隐忧仍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破冰互访之后，开放的大门悄然打开，石油对外合作出现新机遇的曙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敲响了改革开放的洪钟大吕，石油工业也迎来了发展春天。
  凝望1978，我们不禁深思——新中国石油工业从哪里走来，又是什么让它在此时走向发展的高峰？它在世界石油工业舞台上如何行进，又怎样影响着新中国发展的轨迹？它承载着哪些历史期盼，又是什么促使中国石油工业走在了改革开放前线，成为探路先锋？让历史告诉未来。
  新中国30年，我国石油工业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坐标？
  1978年，新中国石油工业攀越至发展巅峰。这一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八大产油国，也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神秘的“不速之客”。
  自1950年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全面封杀。两种社会体制、两种经济形态，中国石油工业和西方国家石油工业奔跑在各自的轨道上。
  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当中国埋头苦干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些西方国家也从二战的阴影中走出来，日德等国借由“廉价石油时代”满血复活，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拿起石油武器，组建欧佩克与英美控制的“石油七姐妹”顽强斗争，抢回世界石油市场话语权，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美国、苏联、沙特阿拉伯早已稳坐前三把交椅，1978年合计产量占世界的近一半。这一年美国、苏联、欧佩克三大力量所覆盖的国家，占据产油大国榜单前九席，唯一挤入前十的“外来户”就是中国。
  这一“入围”，实在让西方国家费解。1913年，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地质调查后，就给出了中国缺少石油的结论。1922年，美国地质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布拉查温德更是断言，中国决不会生产大量石油。战争期间，日本为油找遍东北无功而返，在抚顺建立人造石油厂。而当时中国的石油家底无非是延长、玉门、独山子3个小型油矿。
  新中国成立时石油产量不过12万吨，其中人造油5万吨，只能满足全国1/10用量。当时中国要靠苏联进口石油，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的“洋油”垄断着中国市场。
  可他们没有想到，新中国石油工业从此开始了彪炳史册的璀璨一跃。
  1955年，大国石油梦迎来第一线曙光，克拉玛依油田发现，此后是青海冷湖油田，但不久石油勘探开发再次陷入沉寂。一片困局之时，刚刚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提出石油工业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发展天然油，一是战略东移，为新中国石油工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这次讲话的一年八个月后，在新中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大庆于1959年第一个站了出来。大庆油田的开发，是石油工业石破天惊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化解了需要从苏联进口大部分原油的尴尬，有了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底气。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大庆石油会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参加大庆会战的有4000多人水肿。为解决粮食、蔬菜供应困难，余秋里、康世恩带领职工家属自力更生，开荒种地。指挥千军万马的石油部长，办公、住宿在草原牧场上的旧牲口棚里。铁人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誓言。
  如愿拿下世界级大油田，大庆成为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鼓舞着全国人民，新中国石油工业翻开了崭新一页。1963年11月底，全国第三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宣布，我国用“洋油”的时代基本结束。
  从1949的12万吨到1978的破亿吨，近30年间，在全国许多地方生产萎缩、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原材料供应困难等情况下，石油工业部继大庆之后，先后组织开展了胜利、大港、四川等一系列石油大会战，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连连上产，呈现令人振奋的高速发展势头。
  在特殊时期，中国石油工业顶着压力没有中断发展步伐，步入高速发展期。1965年原油产量上1000万吨以后，1969年上2000万吨，1972年上4000万吨，1976年上8000万吨，1978年破亿吨。几乎每隔三四年，原油年产量就翻一番。前后历经3个五年计划，成为全国所有工业经济门类中发展最快的部门。
  中国石油工业大发展，与世界石油工业发展同步。二战后，从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世界石油工业迎来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史上的“黄金20年”，世界石油产量由1950年的5.39亿吨猛增到1960年的10.8亿吨，后又迅速攀升到1972年的25.6亿吨，年均净增1亿吨，远远超过前两个发展中的40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石油工业由“拖后腿”到工业支柱，新中国由贫油国变成产油大国，在石油产业历史版图上确立了新的坐标。
  1978年前后，石油工业承载着什么样的期盼和使命？
  20世纪70年代，当两次石油危机将西方国家搅得翻天覆地时，起于1966年的国内乱局正冲击着蹒跚学步的新中国。高速发展的石油工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这一时期，世界对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借由两次世界大战和石油危机之手，石油坐上世界战略资源宝座，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生命线。中东石油使美国、西欧、日本出现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但此时，石油的双刃剑也已磨利。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石油高价与短缺并行，油价从1973年的2.3美元暴涨至1980年的36美元，1981年甚至突破40美元。几乎一夜之间，西方国家经济由盛转衰，经济停滞、物价飞涨，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不同于西方，中国当时的石油价格是计划定价，必要的原油消费量并不大，也就是几千万吨，而原油产量有1亿吨。
  此时，国家急需石油工业为新中国建设“造血”。石油工业利润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1966年至1978年，石油部门累计上缴国家的资金（包括利润、税金和基本折扣）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收入的9.05%。扣除国家同期用于发展石油工业的投资，石油部门为国家提供净积累449.26亿元，为同期整个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6.4%和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9.57%。
  1976年，是国家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一。这一年，石油工业上缴国家财政112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财政总收入的32.8%。89万石油干部职工，为国家提供了1/3的工业财政积累。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百废待兴。无论是国防、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都需要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装备，各部门都急需外汇。那个时候国家能出口换外汇的产品有限，石油成为主要创汇来源。国家需要石油工业创外汇，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大的空间。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首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的出访报告中就提到，“只有出口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并建议“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争取几年后有相当数量的燃料、原料出口，这样可以很快偿还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费用”。
  石油再次承担起历史的重任。1972年，中国首次向日本出口原油，到20世纪80年代一度出口原油达到3775万吨，创汇额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26.8%。外汇换技术、外汇换设备……出口的石油转身变为新中国各行各业急需的生产利器，持续为新中国建设发光散热。
  不难理解，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工业部一份减产报告打到国务院后掀起千层浪。为此，国务院专门召集小范围会议商讨对策。来年的预算都安排好了，石油产量大幅下降，很多工作将受到影响。石油承载使命之艰巨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以来，石油工业大发展，还解开了化学工业的“枷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10亿人的穿衣吃饭问题，也为国家发展自己的现代农业和石化工业揭开了新篇章。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城乡人口急剧增加，全球7%的耕地养活着1/4的世界人口。国内粮食增产和棉花生产之间相互争地一度激化。为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大上乙烯、大上化纤、大上化肥、大上石油化工业。
  借由“四三方案”，通过大量购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中国石油化工从无到有建立起来。1965年轻工业产值为702.8亿元，其中以工业为原料的产值仅为198.8亿元，占28.3%。1975年，轻工业产值迅速增长为1392.6亿元，其中以工业为原料的产值增长了109.6%。我国也由依靠农家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转向大量依赖化肥的现代石油农业。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到1978年，我国原煤产量增速跟不上需求，部分电厂烧煤改烧油，石油工业压力陡增，克服一切困难多产油多供油，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家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
  1981年，曾有高层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经济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质因素在支持发展，那就是我们石油工业的发展。假如没有这个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会比现在差得多。我们是依靠石油的支持在发展，甚至包括以后两年，1978年、1979年也是这样。”
  是什么让石油工业走向了改革开放最前沿？
  站在1978年的时代关口，向不远处的未来望去，我们看到中国石油工业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很多个“第一”——加快海洋石油对外开放，在“蓝色国土”上开辟出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开展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成为工业领域的第一个大包干……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中国石油工业站在了改革的最前沿？
  是肩负的重任，也是巨大的危机。责任和压力转化为推动石油工业改革开放的前进动力。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呼唤，也是石油工业自身发展使然。
  很难想象，新中国石油工业巨大辉煌的背后，是巨大的危机。很多老石油回忆这一时刻时都用“危急”来形容。1978年石油工业部重新组建，首要的问题就是摆脱“文革”阴影，破解中国石油工业高速度发展之后的瓶颈，关键是解决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长期“透支”后劲乏力。长期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石油工业持续的高速发展，使其欠账太多，积累了不少问题。原油产量上亿吨以后，中国的主力油田大庆、胜利、大港都面临着产量快速下降的危机。加上当时国家贫困投资不足、技术落后，使得石油勘探困难重重，新增量难以弥补自然递减造成的亏空，致使石油工业发展后劲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体制的“紧箍咒”限制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石油价格长期冻结，任凭国际油价潮涨潮落，我自岿然不动。1971年，国家调低了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其结果是，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比值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4比1，直线下跌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1比4，直接降低了石油企业盈利水平，造成了石油工业收入大幅减少，资金积累能力急剧下降，以至于造成后来的石油勘探开发资金长期不足，石油全行业出现政策性亏损，造成1978年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后的3年徘徊。同时，石油工业部本来就不多的利润又要全部上交，也限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活力。
  第三个问题是技术装备的短板与国外的差距。改革开放前，此时的西方已对中国技术封锁20多年。石油工业使用的勘探开发技术装备，尚是50年代从苏联和东欧引进的。1960年，苏联撤走所有技术援助，加上十年浩劫，中国石油工业在技术领域与西方的差距拉大，技术人员更是断代紧缺，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极大地影响了石油工业发展。
  1975年，由我国工业、农业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11人团组，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展中美工业科技界隔绝1/4世纪之后的破冰之旅。在哈里伯顿公司，当看到喷射钻井机钻混凝土块就像削豆腐一样，当得知墨西哥湾打3000米的井最快一天一口时，我国石油勘探专家被深深震撼了。当时中国使用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引进和仿造的苏联和罗马尼亚钻机，遇到坚硬岩石，往往是还没有钻进去，钻头就磨平了，有时打一口3000米井弄不好得一年多。
  国内同行得知这样的差距后，很多人都不相信。而西方石油界通行的油田招标风险开发模式，对国内来说更是闻所未闻。随着交流越发频繁，中西石油在技术、设备、理念、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冲击着从余秋里、康世恩到最一线的生产和科技人员。处于困境中的石油工业，对先进技术、设备、理念等发出了急迫呼唤，渴望全方位与世界石油工业交流碰撞。
  而走到1978年的节点上，正逢中美关系破冰，中西世界合作。又正值世界经济萧条，西方国家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1978年，借助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石油工业迫不及待地踩上改革开放的鼓点，始终走在改革开放最一线。
  这支石油子弟兵深知，作为国民经济和工业支柱，石油兴，工业兴，国家兴；石油强，工业强，国家强。时代不允许他们迟疑，使命更催他们奋进！
  改革开放浪潮澎湃，石油工业勇立潮头。跃上世界石油工业舞台的中国身影，始终保持在奔跑的姿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自力更生到融入世界、共同发展，从贫油国到产油大国，从产油大国奔向石油强国，这就是我们的大国石油梦，这就是改革大潮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