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化燃料油业务经营快速增长

几十年都不宜居住。何况还有各种二次污染，对水、大气造成的污染，导致癌症的增加和人类的提前死亡。
　　所以，核电不是发电的问题，而是一次能源的供应问题。总体来看，在当前的能源平衡中，核电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能源，它是经济的、高效的、稳定的能源，从投资角度看比风电和太阳能更具有优越性。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需要核电来提供10%以上的一次能源。如果这部分能源用风电来提供的话，需要4亿-5亿千瓦风电，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由太阳能提供的话，1亿千瓦核电需要6亿-7亿千瓦替代，这都不太容易；而生物质能则更不具有可行性。
　　因此，为了保障能源供应，总体上应该多元化，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当然，如果中国有大量清洁高效的能源，可以不发展核电。但就目前来看，我国近年来要增加能源需求，要保护环境，又不可能大量进口，因此，核电是高效安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替代的。
　　中国核电政策不应跟风
　　《中国投资》：德国弃核之后，您认为我国的核电该如何走？
　　周大地：德国放弃核电，有其自身的复杂原因。首先德国民众长期在东西方对立的政治背景下，长期受到核恐怖宣传的影响，形成了"核不安全的"的认知，这种认知根深蒂固。其次，从德国的能源形势来看，德国早已实现了能源的优质化，而且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高峰，今后不需要提高供应，甚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可能会减少能源消费。所以他们目前新增的能源需求，可以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解决。另外，德国的弃核决策也是本届政府的一种政治性的决策，下届政府会不会也坚持，还有待观察。
　　事实上，现在宣布放弃核电的只有德国和意大利，而他们也不排除从法国进口核电。核电大国如美、日、法、英等，都不放弃核电，甚至重申了核电的安全性，表示要继续发展核电。我国的核电政策不应跟风。
　　《中国投资》：您认为当前发展核电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该如何克服？
　　周大地：我认为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而是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现在在核电问题上，存在对政府、对理论的信任危机，这是最大的障碍。由于核电技术复杂，科学事实不容易被普通民众所认识，而媒体的科学性也不足，因此出现了这种信任危机。
　　其实核电不是技术不可靠、不安全的问题，而是事故之后该如何看待核电的问题。福岛核事故说明，核电设施在重大自然灾害下也有发生重大事故的可能性，任何安全都是相对的。但正是因此，核电事故也是十分有限的，就3次。这些事故也让大家认真总结当意外事故导致超设计事件发生时该如何处理。就好像汽车、飞机的安全系统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发现新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形成的。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促进了堆型的选择，让核电的操作规范性有了提高，已经不存在人为连续违规操作导致核事故的可能性；福岛核事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灾害也会导致超设计的事件发生，如海啸导致的接不上电、氢气爆炸等问题。现在，针对福岛核事故已经有了应对水淹问题、氢气处理、接电问题、防水问题的对策。
　　事实上，之前核电事先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安全考虑，其安全标准比其他发电设施都要高；而现在又进行了更高的安全考虑，所以不是说核电技术不可以改进，而是缺乏科学决策的过程，社会上有疑问，容易过激。
　　要克服这个问题，一方面，科学家、工程师应该把能想到的风险都作出对策，要提供技术保障与足够的信息；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决策层次，决策者要对安全问题有预估，统一认识，达到共识，并普及知识，防止谈核色变。
　　中国核安全标准比其他国家都严格
　　《中国投资》：我国核安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周大地：核安全的问题，可以看看2008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曾呈交给联合国大会一份研究报告，这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经过20年的研究，综合考虑技术、生态、医学等方面的影响做出的有关核辐射影响的报告。
　　这个报告对3个受辐射影响最大的国家的公众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在1986年那年儿童和青少年遭受辐射后，这些人中甲状腺癌发病率增多，这是唯一确因遭到辐射而致病的病症。
　　1991-2005年间，在俄罗斯联邦内受辐射影响最大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4个地区，有超过6000例癌发病例。到2005年，已证实其中的15个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