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21-12-14]
  编者按：近日，第三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京召开。作为两国贸易的“压舱石”，中俄能源合作正驶上全方位发展的快车道。本期《圆桌论坛》邀请三位业内专家，探讨能源转型背景下，中俄两国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潜力及方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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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宾
  吕建中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
  刘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富景筠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如何审视能源合作在两国务实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吕建中：中俄两国是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也是互为最大邻国，开展全面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是理性及顺势选择。鉴于两国资源禀赋差异，能源合作一直是双方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在两国元首的亲自关注和推动下，中俄能源合作保持着积极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
  能源贸易是两国务实合作的基石。2021年前三季度，中俄能源贸易额达到34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9.8%，占到双边贸易总额的34.3%，成为稳定两国贸易的“压舱石”。其中，中俄天然气、煤炭贸易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60%。电力贸易量2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
  能源项目是两国紧密合作的纽带，特别是重大战略性项目具有牵引作用，油气管道、核能等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目前，中俄原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田湾核电站1-4号机组等重大合作项目稳定运行，北极2号液化天然气、田湾核电站7、8号机组以及徐大堡核电站3、4号机组等项目，扎实有序地推进。另外，在能源科技创新，特别是先进核电、数字化电网、燃气轮机、可再生能源、氢能、储能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展示出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发展潜力。
  刘旭：可以从双边和多边两方面来审视能源合作在两国合作中的地位。从双边层面来看，能源合作不仅对两国经贸合作具有“压舱石”的作用，还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我国和俄罗斯都将能源安全视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国有企业参与使能源合作在两国合作中具有战略意义。从多边层面来看，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出口国，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因此中俄两国能源合作，也影响着国际能源市场格局变化和全球能源治理发展方向。此外，近年来，俄罗斯对同我国进行能源合作更为积极主动，我国在同俄罗斯商谈合作项目时空间和选择余地更大。
  富景筠：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能源合作目前已经成为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的领域。作为稳定两国经济合作的压舱石，能源贸易已经占中俄双边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中俄两国对彼此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油气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近70%，天然气则超过40%。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国。随着俄罗斯积极开拓亚洲天然气市场，中俄天然气管道和LNG合作均实现长足进步。
  两国在传统化石能源方面有哪些合作潜力？
  吕建中：在未来相当长时期的能源转型中，我们一方面需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及其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依靠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开发利用。预计我国的石油需求峰值在2030年左右，消费量约7.8亿吨；天然气需求峰值在2040年前后，峰值平台期消费量约5500亿~6500亿立方米。多年来，俄罗斯一直位居世界最大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之列，鉴于中俄两国之间在能源资源与消费方面的高度互补性，应当在稳步扩大能源贸易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传统能源领域的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特别是资源开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服务等，加快形成上下贯通、横向协同的合作格局，促进能源贸易、投资、技术与服务合作协调发展，把中俄能源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
  刘旭：双方化石能源合作潜力主要集中在天然气合作。目前俄气公司在俄罗斯天然气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俄油等石油企业也有扩大天然气生产的意图，未来俄罗斯可能逐步降低俄气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程度，允许其他企业参与天然气生产和运输，中国企业也会有更多的合作伙伴。中俄在煤炭、电力方面也可按需加强合作，中国可增加俄罗斯的高热值煤炭和电力进口。未来两国石油合作也存在一定空间，如我国企业可以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参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正在开发的东方石油项目。
  在可再生能源、氢能、核电以及碳领域，两国有哪些合作方向？
  吕建中：能源行业面临着绿色低碳转型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双重挑战，中俄两国拓展务实合作领域应着眼于能源与数字化“双转型”的趋势和需要。目前，两国都提出了努力争取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具体实现路径上，两国都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中国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总规模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也拥有强大的生产制造和建设能力，两国有条件加强可再生能源项目合作，比如可考虑在远东地区联合建立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场，甚至可再生能源园区。但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客观上存在着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缺陷，迫切需要储能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和支撑，加强储能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十分必要。
  氢能作为一种先进储能方式，可以成为可再生能源的载体，在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将氢能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并就全产业链发展提出系统要求。俄罗斯具有发展氢能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产业条件，有望成为全球主要氢气出口国，也发布了一系列氢能政策文件。未来，中俄双方在低成本、低碳制氢和长距离、大规模储运氢方面合作潜力巨大。
  中俄在能源数字化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数字化、智能化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也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保障。能源转型与数字化转型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我们当前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过程中，要解决新能源的间歇性、不稳定性，推进多能互补、发展综合能源，特别是实现“源网荷储”和“风光水火储”两个一体化，最终都需要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解决方案。中俄在数字化电网和人工智能等先进能源技术方面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未来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同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速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有必要加强全球能源治理协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围绕碳减排、碳足迹、碳交易、碳税等加强对话与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刘旭：可再生能源合作是中俄亟待推进的重要合作方向。双方可将可再生能源合作扩展至多边，包括卢克石油、俄原子能公司在内的俄罗斯很多能源公司，在中亚地区、中东国家都有合作项目，中国可凭借技术优势与俄罗斯在第三国合作。同理，在核电合作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核电的需求，中俄两国可以将双边合作拓展至第三方市场。此外，氢能合作也是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要方面，但氢的运输和储存方面存在成本和技术的难题，需要持续观察。
  富景筠：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已经成为世界能源转型的趋势。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设备生产商，也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大投资者。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随着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条件不断成熟和完善。中国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将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可再生能源合作，这同时也会进一步解决国际社会对降低气候变化影响的关切。
  核能是中俄能源的战略性优先合作方向。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今年，中俄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正式开工。田湾核电站7、8号机组和徐大堡核电站3、4号机组，是中俄迄今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代表着两国务实合作的高水平。核能合作项目不仅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活力，而且将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
  未来在能源领域，双方如何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
  吕建中：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可以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扩大能源合作。可从单点对接迈向多方协作，从单纯能源产品拓展到金融、数字化等深度融合，从项目合作跃升到规划合作和标准的对接。目前，中俄两国之间在能源技术合作方面潜力很大，无论是传统化石能源，还是新能源领域，都有广阔的空间，下一步关键是要加快技术和装备标准的互认与对接，加强高端人才交流、知识分享，促进能源领域新技术的研发、示范应用合作，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对能源产业的放大、叠加及倍增作用。
  同时，应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技术创新生态。中俄能源合作的主体是企业，夯实企业合作的经济基础，是务实合作的核心，也是走深、走宽、走远的保障。因此，遵循商业化原则，应坚持互利双赢、加强商务接洽、找好商业伙伴。政府部门主要是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提供优质便利服务，引导和促进双方能源企业扩大投资，推动合作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刘旭：两国应加大能源领域的标准对接和技术合作。标准是市场规则，是项目合作以及工程建设的重要依据，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都沿用苏联标准体系，在中俄能源领域推进标准合作研究工作，既能保障能源合资企业安全高效运行，也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符合各投资方的利益。两国在清洁煤利用、碳减排方面的技术合作也存在良好前景。此外，两国在“一带一路”地区，如中亚、非洲、拉美地区，无论是可再生能源，还是传统能源的技术合作，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主要是提供合作框架和制度保障，企业才是能源合作的主题，两国能源合作应坚持商业化原则，遵循市场规律。
  富景筠：中俄能源合作在未来需要挖掘新的潜力，进一步推动两国能源合作的质量和层次，特别是在能源设备制造、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要在能源技术标准的互认与对接方面多做工作，减少双方能源合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中俄能源利益的深度融合，深化上中下游全方位一体化合作。中俄还需保持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合作，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