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利好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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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质量是否会显著好转，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迹象，还很难给出明确的回答。回顾历史，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甚至更早时期就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强调从“速度型(或粗放型)”向“效益型(或集约型)”转变。
　　但是，增长质量并没有显著好转，投资率不降反升，目前已接近50%。这一数据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以钢铁、水泥为基础的建筑安装工程占了70%。这是典型的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由此也造成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大量建筑物摧毁重建重修、能源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部分国民经济体系在自我循环。这也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能源需求驱动因素与发达国家历史上能源需求驱动因素的重要区别。
　　出于风险担忧和谨慎原则，未来较大规模的投资导向型刺激政策仍有可能推出。短期经济波动无时不在。尽管已具备接受7%甚至更低一点长期经济增速的心态，但是在短期经济波动中，如果某年经济增速降到7%并有继续下行的风险，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则较大规模的投资导向型刺激政策仍有可能推出。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我国政府总体上是倾向于救助。如何在熨平短期波动和促进长期增长之间摆好心态并防范风险，这是比较困难的。这也直接关系到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因为短期投资刺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土建工程项目。
　　中国能源发展面临新机遇
　　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重视或关注。与以往相比，能源问题受到各界的重视和关注程度有明显提升。这既有能源生产、消费和进口规模增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原因，更有加强环境保护内在要求和应对气候变化外在压力的原因。以雾霾治理为代表的环境保护已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抓手。但是，处理或解决能源问题，特别是节能和总量控制问题，依赖宣传和教育远远不够，需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激励机制，特别是预期引导。
　　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压力明显减轻，实现2020年48亿吨标准煤能源总量控制目标的可能性增大。经济增速下滑带动能源增速下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二是经济结构效应，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尽管具体幅度并不确定)，以土建项目带动的能源密集型产品产量增速将大幅下滑。
　　油价下跌为推进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讨论由来已久，大方向也比较明确，但并没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推动。以往的数次机遇已被错过。在目前较低的能源价格水平下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可以减少社会压力。包括能源定价机制改革在内的诸多改革是互为前提条件的，但如果寄望于所有条件具备后再推行，那只能是一拖再拖。
　　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以及巨大的人口规模为先进能源技术推广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容量。中国拥有13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先进能源技术存在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空间，单位成本相对较低，规模经济效应显著，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正如我国高铁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大规模发展的。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中国有可能成为部分先进能源技术研发和使用基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2015年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将迎来重大机遇期，能源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
　　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清晰的思路和系统方案。过去十年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推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仍然可以看到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进行地区和行业层层分解的工作思路。碳交易市场工作已在推进，这是一个很好且很有必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