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向何处去：非化石能源的前景瞻望
陈佳贵：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
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遇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能源和环境问题。不能立足于依靠国际资源，而要立足于依靠国内资源。发展非化石能源或者发展新的可再生能源不是可发展可不发展的问题，而是要加快发展、健康发展的问题。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确实有好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技术问题等。新能源的发展有个过程，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肯定需要国家支持，但确实有好多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基础性问题、安全问题等都需要我们在发展中正确对待。
关于政策问题，包括财政补贴，是"撒胡椒面"，还是重点解决一些问题，比如重点解决技术领域的问题、研究的问题、公关的问题等?是重点支持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企业，还是普遍开花?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
杜祥琬：发展非化石能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与核能。我国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重，预计"十二五"期末将达到11.4%，2020年达到15%，2050年可达到40%左右。发展非化石能源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长期重大战略选择，符合建设"两型社会"的目标和实现经济-环境双赢的国家战略，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是可持续规模化发展的能源，能够提供洁净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资源和科学技术使这些新能源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将带动一系列科技创新，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安全是发展核能的第一原则
核能将逐步成为我国能源的绿色支柱之一。核电发展经历热中子堆(如压水堆)-快中子堆-聚变堆"三部曲"。这"三部曲"衔接得好，是可持续发展的。受控核聚变是核能发展的归宿。前两部曲有赖铀资源的供应，有国产和进口双重努力，铀资源不构成我国核电发展的根本制约。需要重视各环节的协调配套发展。目前，后端是薄弱环节，亟待加强。核电发展的全产业链包括：核资源-核燃料循环-核电站-后处理-核废物处置。经济性的计算和对环境的影响也应把全生命周期考虑在内。
安全是发展核能的第一原则。日本福岛核事故有不少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一是核电站不宜在地震带上选址；二是核电站设计的安全标准要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情景；三是在出现意外事故的情况下，不仅要确保自动停堆，而且要确保冷却手段的有效性；四是乏燃料池的冷却水在事故下未能确保，也是必须改进的；五是在发生超过设计标准的事故情况下，需有效的应急预案，使后果可控；六是福岛事故的事后处理很不及时，很不得力，暴露了体制上、管理上和技术上的一系列问题。技术上和体制管理上的进步，将使核电更安全。
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上升
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由目前的补充能源逐步上升为替代能源乃至主导能源之一。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有望达到25%左右，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重要贡献。
水电是2030年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第一重点。由于其资源清晰、技术成熟，在国家政策上，应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同时，促进其积极、加快、有序发展。预计2020年、2030年和2050年水电分别达到装机3亿千瓦、4亿千瓦和4.5亿-5亿千瓦。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太阳能资源丰富，可利用的太阳能发电资源约20亿千瓦；风能资源大于10亿千瓦，陆上大于海上；生物质资源约3亿吨标准煤，并有培育的潜力；应尽早使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成为新的绿色能源支柱。
非水可再生能源2020年前应重在核心能力的创新、技术经济瓶颈的突破，重点解决风电提高经济效益、太阳能光伏与光热发电降低成本、间歇性能源并网和纤维素液体燃料技术等，扎实打好基础，做好示范，逐步产业化、规模化。大力推广已有基础的太阳能热利用、生物沼气、积极发展地热能、海洋能。高度重视垃圾的分类资源化利用。实现我国农村的能源形态现代化。非水可再生能源在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总贡献有可能分别达到2亿Tce、4亿Tce和8亿Tce左右。为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构建智能电网，发展分布式用电，并发展大规模储能技术。
科技不领先，国家就无法领先
我国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与核能)中的比重，"十二五"期末预计达到11.4%，2020年将达到15%，2050年可望达到40%左右。分子是15，分母是100，分子要尽量变大，但是如果分母管不住，15%的目标是完不成的。总能耗肯定要发展，因为中国在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9.5%，而中国能耗占世界能耗的19.5%，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是日本的4.9倍。日本与我们的GDP差不多，2010年日本消耗了6.6亿吨标准煤，我们消耗了32.5亿吨标准煤，差4.9倍。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能不能走美国、英国当年现代化的道路呢?这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这样做，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再从人均GDP角度看看这个问题：美国人口占世界的5%，消耗了全世界20%的能源，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4倍，如果人均跟美国一样，全世界能源差不多都给中国，如果全世界都要追上美国的人均能耗，意味着什么呢?要4个地球上的总能耗才能养活这个地球。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美国道路是事实，但不是世界的榜样，也绝对不是中国可以走的一条现实道路。几个简单的数据说明，中国一定要现代化，但只能以显著低于美国人均能耗的水平来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注定要走的道路，但中国现在有些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非化石能源一定要发展，但非化石能源发展了并不等于占领了战略制高点。如果我们用一些并不先进的技术，只是靠扩大规模，非化石能源的发展不会走在前头，我们只能跟着人家走。这是中国的战略问题。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来中国的时候明确反对中国在能源问题上自主创新呢?中国绝对不能放弃自主创新。美国不想让中国自主创新，而是永远跟着美国的技术走。2020年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新能源方面的科学技术一定要领先。科技不领先，国家就无法领先。有革命性的创新，才能占领战略制高点。数量增加了不等于就一定占领了战略制高点。
拿太阳能电池来说，我们用别国的方法生产很多，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在中国，生产的很多东西卖出去，中国太阳能发电却没发展起来。而他国在做什么呢?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实验室报告，其新型的非硅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达到较高水平。突破原来的概念才会引领和占领制高点。如果跟着别人走，规模可以做大，但不能领先。(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
潘家华：成熟技术才是可持续的技术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08年，全球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约为12.2%，其中绝大部分为生物质能，占10.2%，其他分别为核能2.0%、水电2.3%、风电0.2%、太阳能直接利用0.1%。对未来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前景，不同机构的预测结果大相径庭。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近日发布的《能源报告》认为，到2050年，人类几乎可以100%地依靠可再生能源，满足电力、运输、工业及家庭的能源需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对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和市场进行长达三年的全面评估后，于今年5月初提交报告，结论是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能满足17%-78%的能源总需求。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力争达到预定的减排目标。"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要从8.3%增加到11.4%，其中的差额3.1%应该属于"十二五"规划中最难完成的。中国在发展非化石能源上需要政府鼓励和补贴。但对于不成熟的技术，政府补贴得越多，浪费越大。因为今天补贴的技术，明天有可能被淘汰。只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成熟技术，才是可持续的技术。将补贴推广的资金用于补贴研发，不仅符合WTO规则，而且会事半功倍。(作者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
巢清尘：我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利用前景
我国目前正在作第四次风能普查工作，普查更加精细化，不光作地面风能普查，还包括70米、100米、120米等高空的普查，并得出一些新结论，包括新疆北疆、黑龙江松嫩平原和佳木斯以东地区、辽宁北部丘陵地区等具备规划千万千瓦基地的风能资源条件。
太阳能资源评价工作，我们做的还不是非常够，只有几百个地面气象站的资料。美国的辐射站多于我们一倍，有1400多个站，而且资料做得非常详细，包括总辐射资源、直接辐射资源，分辨率达到10公里乘10公里，为太阳能利用的不同方式，如光伏资源和光热资源，提供了非常精细化的评估数据。我国也应在空间分辨率上再加密一些太阳能观测站，同时，针对不同利用方式开展更精细的普查。
我国对"十二五"包括"十三五"期间风电和太阳能开发利用都有了比较好的政策和规划。针对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从气象角度看，我们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做好下面一些工作：风电开发运行服务方面，从选址到准确的功率预报(这些年一系列灾害的发生，实际上对风电设施、风电厂选址方面都影响比较大)，再到优化电网结构、优化电力调度方面，都需要有很好的运行服务保障。太阳能在电站选址、安全运行方面同样面临问题。要提供专业的气象服务，开发风电优化调度技术研发，其中涉及与分级消纳体系、配额交易等有关的市场手段，与配套电源建设、间歇式能源技术等有关配套支撑，与输电成本补偿、辅助服务费用分担等有关的经济手段，以及相应的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刚刚起步。由于电网对风电预报系统要求非常高，目前的服务技术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风电的发展。对风电预报的系统要求包括各种历史统计参数和风场运行统计参数的选定，其他还涉及满足电厂的安全性、兼容性、稳定性要求的一系列技术保障。另外，好的风电预报系统应该能满足预测时间分辨率、预报时效性和预报准确性方面的要求。比如能预测未来三天，甚至十几分钟的风电功率，对风电功率的单次计算时间小于15分钟，系统预测精度能达到85%以上等，这些都对预报系统提出了较高要求。还有，我们现在作的所有风资源调查是基于过去和目前的情况，如果作未来十五年、二十年风能发展规划的话，还应该考虑未来环流形势变化以后风的分布规律是否有变化等，比如2050年如果风场的情况和现在相比发生了变化，是否40年后的风电规划还能完全建立在现有的资源评估基础上?这些问题还没有在我们的考虑调查范围内。对于各种能源设施规划和建设，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自然灾害问题，如沿海地区建设核电站，就要考虑到台风、大的风暴潮的影响，内陆地区的各种风电、太阳能电厂，应该考虑到低温、雷击、覆冰等对输电线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考虑目前做得也还不是非常够。
相关建议：一是在资源评估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对近海风能资源的调查工作，目前近海只是设置了少量的观测塔，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加强数值模式与观测塔评估的综合运用，将是未来风能资源详查方面的重点。二是预报保障方面，包括高分辨率和高预报准确率的风电功率预报系统，以及太阳能发电和热利用预报技术方面，目前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三是灾害风险防御，包括台风、高温、雷击、低温、高湿等一系列灾害风险对电站选址的影响，极端天气对风电场、太阳能电站、电网等的相关监测、预警技术等，以便更好地满足将来非化石能源市场发展的服务需求。(作者系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李俊峰：更好、更快、更稳健发展新能源
首先要正确看待我们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应该说，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做得相当不错。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发展了太阳能、风能，包括太阳能热利用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上都排在前列。取得这些成就，说明了两方面：一是我们的政策比较到位；二是我们的企业很主动。在寻求新的增长点方面很敏感，地方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关于单位GDP能耗，分母在快速加大。2003年开始作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那时候规划到2020年是24亿吨标准煤，而到2010年已经达到30亿吨标准煤，现在规划到2020年准备45亿吨或者50亿吨标准煤，2015年就要超过40亿吨标准煤。发展清洁能源的难度主要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我们都没有特别的优势。比如我们的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都不允许我们像美国、巴西那样做，我们要因地制宜地做好一些工作。另外，发展清洁能源的难度很大，技术研发投入不够，在新能源发展上，很难不走跟随模仿的道路。
清洁能源我们不得不做，并且要做得更好。增加能源供应是长期的任务，欧洲在1980年之后能源供求基本平衡，日本在1990年代初基本平衡，涨得很少。我们的能源供应还处于4%-6%的增长，GDP仍保持7%-9%的增长，能源供应降到2%-3%的增长还要很长时间。中国能源消耗约占全球的25%，但我们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0%。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在新能源上必须做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更稳健一些。我们现在不批评他国如何，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上应该多做点事情。(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
吕政：非化石能源须寄希望于水电
国家发改委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低40%。按照国际能源署计划，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大数是50亿吨，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18.3万亿，单位GDP排放2.7万吨，按照这样一个标准，2020年降低40%，按GDP翻一番计算，2020年中国GDP总量和2010年相比将达到80万亿，换算成2005年不变价格大概60万亿多一点，降1.66万吨的话，2020年中国单位GDP大约排放1.668×60万亿，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即使降低40%，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和2005年相比还要翻一番。这是一个紧迫性。
此外，资源禀赋与我们的需求之间也存在矛盾。2010年我们消费了将近31亿吨标准煤，未来10年，理想目标是，到2020年能源消耗总量最好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2030年不超过50亿吨标准煤，平均每年能源消费增长幅度从前几年的6%以上降到3%多一点，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幅度下降，如果到2030年中国人口能够零增长，达到14.35亿，消费50亿吨标准煤，人均3.5吨/年，相当于日本1980年代已经实现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未来20年能源的供给和消费增速必须明显放慢。
关于非化石能源，必须寄希望于水电。中国水电理论蕴藏量6.8亿千瓦，可装机和可供开发3.8亿-3.9亿千瓦，目前只开发了1.97亿千瓦，未来至少还有将近2亿千瓦的开发量，可以增长一倍。我认为，关于水电开发，还是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因为这是目前最现实而且真正可再生的非化石能源。能源开发往西部集中，基本没有太多移民。移民政策也要调整，不要后靠，应给他们上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让移民转为城市居民，用这个钱交社保，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方针。
中国的风能资源主要集中在张北，前几年风电发展很慢，最近几年发展非常快。风电方面的问题涉及：一是装机成本在下降，逐步做到接近商业化运行；二是由于风电的不稳定性和简洁性，张家口地区准备自行消化这部分风电，继续降低装机成本，进一步消化、吸收和创新，解决核心技术；三是风电电场生态平衡问题，比如土壤沙化，带来草原生态平衡问题，另外张北地区风沙大，风机密封不好，风沙损害机器设备。
关于太阳能的开发，中国目前关键的问题还是核心技术，必须加大对太阳能光伏发电关键和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如果核聚变在三五十年解决不了，可寄希望于太阳能光伏发电能够成功。还有太阳能聚热，最简单的就是太阳能热水器，有些发电厂实验用太阳能烧水，可以替代一部分烧蒸汽的能源，像这样一些技术必须加大投入强度。发展生物质能，一是要坚持多样性，二是要解决与耕地的矛盾。(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
金东寒：生物质能：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目前国际社会关注两大热点问题：一是能源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燃煤发电，提高能源利用率，是重要的解决途径。现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快速的城市化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形成刚性需求。根据BP的估计：全球煤炭可用169年，中国可用45年；天然气全球储采比为60年，中国为27年；石油全球开采年限为39年，中国为14年。虽然部分数据有些争议，但趋势发人深省。
中国能源问题面临严峻的形势。1979-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9.4%，能源消费增长4.9%，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52。我国的化石能源资源总体上很贫乏，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而且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我们的目标是解决能源瓶颈，改善大气质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由于资源条件限制，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必定要走一条节能与开发多元化能源并重的道路。开发生物质能就是其中之一。
生物质能是一种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本质上，它是贮存的太阳能，更是一种可再生的碳源，可转化成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主要包括林业资源、农业资源、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城市固体废物和畜禽粪便等五大类。
生物质能是重要的绿色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在我国能源体系中占可再生能源的50%以上，是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550万千瓦，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100万吨，沼气年利用量达到190亿立方米，增加非粮原料燃料乙醇年利用量200万吨，生物柴油年利用量达到20万吨。截至2010年底，生物质发电装机约550万千瓦，沼气年利用量约130亿立方米，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年利用量为50万吨左右，非粮原料燃料乙醇年产量为20万吨，生物柴油年产量为50万吨左右。除生物质发电和生物柴油外，另外3项完成情况并不理想，而非粮原料燃料乙醇更是仅完成了既定目标的10%左右。
对此，我国应加强对生物质资源的调查，制定生物质能源国家发展计划，明确重点发展方向和路线图；加强对生物质能源利用的关键技术攻关以及核心设备的研发；加强政策设计，鼓励各类企业有序进入，形成专业分工明确、有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加强标准、规范的制定，加强行业管理，为推广先进技术和产品创造良好的环境。(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
周文斌：核电--重在考虑安全、资源及核废物处置三大问题
核能在经济、能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值得特别关注。就我国而言，核能还应当继续积极发展，因为核能的最大优势就是能量密度特别大，核电站在占地面积、对交通的依赖程度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等方面，都有独到的优势。
核电站不需要依赖大量的铁路，不存在大量运输问题，二氧化碳基本零排放。在我们国家，像煤炭这种传统能源分布不均匀，东南部大量用电的地方煤炭不足，需要大量运输。如果继续按照以煤为主的路线发展，当中国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1/3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不可想象的，会成为众矢之的。应该积极发展核电，使核电在能源结构中达到合理的比值。目前，世界上核电在整个发电量中占的比值应该是百分之十几，法国达到80%，比利时达到67%，美国也达到23%，中国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如果中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会对节能减排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展核电在安全、资源及核废物处置这三大问题上，应该作更多的考虑。一是安全问题。核事故比造成同样损害或伤害的其他事故引起的社会关注度大得多。一方面，核事故本身有可怕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公众对核有神秘感，不是特别了解，核辐射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公众觉得更可怕。因此，核事故往往会对社会安定产生很大影响，安全问题应该放在首位。从目前我们国家采用的技术路线来讲，总体上有保障。原来切尔诺贝利第一代核电站以及日本福岛核电站，用的是1950年代的反应堆，当时的设计和施工等各方面有比较大的缺陷，几十年后出了事，也是在极端的多重灾难小概率事件叠加情况下产生的。按照现在的堆形，一方面，对反应堆堆形技术本身的安全性要提高标准，特别是地震叠加海啸原来不怎么考虑，现在要把小概率灾害叠加考虑。另一方面，要对核系统的安全以及应急问题作重新的考虑，对在建项目要进行重新评估，对未上项目暂缓，目的也是为了在各个方面考虑得更加周到，确保万无一失，确保发生再大的灾难也不出现大的泄露问题。
二是核资源问题。总体上讲，我们国家的铀资源不太丰富。大规模发展核电，核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世界上核资源有两种类型：一种纯粹靠核燃料贸易，比如日本、中国台湾省、韩国，这些地区没有铀矿，也没有冶炼系统；也有一批产铀大国，比如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等。现在我们是国内、国外资源同时利用，国内加大勘察力度，特别是开发一些特大型铀矿厂，同时积极参与世界铀矿资源勘探，比如核工业集团专门成立海外营运公司，现在在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参与当地铀矿资源的风险勘探资源的勘察，有些是买当地的资源。如果能够把国内外资源都用好，对我们今后核能的发展、铀资源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两条腿走路。现在哪怕是减慢一点内部开采速度，要先把外部资源买过来。
三是核废物处置问题。核废物处置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还没有真正把核废物作到最终的处置。目前全世界有关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核废物最好是深地处置，在地下500-1000米，进行永久性处置。目前，核废物处置难在选址：一是地质稳定，二是非常干旱，三是人烟比较稀少。同时还要考虑很多社会因素。我们国家在发展核电时，这几个问题需要同时考虑。(作者系南昌大学校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廖文根：优先发展水电是全世界的共识
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水能资源开发具备清洁、稳定、安全、持续、经济性等优点，是目前技术最成熟、供应最稳定且唯一可大规模开发的可再生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水电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上有24个国家的水电占总发电量90%以上。
我国水电的发展目标：
2020年，水电装机能力应达3.8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3亿千瓦以上，年发电量1.15万亿千瓦时。
2010-2015年间，需核准开工水电项目1.2亿千瓦左右，年均2000万千瓦左右。
"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发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电基地的水能资源。
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
水电发展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是社会移民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修建水库导致1800万移民，包括繁衍人口在内，享受水库后期扶持人口已达2300万。土地资源紧缺，农业安置十分困难，非农安置有待完善；补偿标准无法满足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导致贫困化、社会边缘化；移民的权益缺乏保障机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三是工程安全问题。如复杂地质条件下高坝大库抗震问题、年久失修高坝大库抗震问题等。
未来水电发展的策略如下：
策略一：抓紧推进流域水电开发规划环评工作，从国家能源安全和减排需求出发，明确水电开发的规模、布局和时序，在此基础上，优化生态保护格局。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流域水电开发规划环评，仅从单一流域的角度考虑，无法从国家层面协调各流域的开发规模和布局问题。区域发展规划、流域综合规划落后于流域水电开发规划，干流的规划落后于支流的规划，干支流规划环评审批主体不一致，不利于开发与保护的协调。
策略二：推进水电价格改革，实施水火同质同价，增加的收入用于移民安置和生态环境保护。水电上网电价0.2-0.3元/度，火电上网电价0.4-0.5元/度，扭曲了能源价值，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压低水电电价，使利益由发电侧转移至输配电侧，由西部发电侧转移至东部用电侧，不利于移民安置和生态保护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以2010年的水平，按每千瓦时提高电费0.1元计，每年可增加移民安置和生态保护资金662亿元资金。
策略三：全面实施"先移民、后工程"政策，逐步推广投资型移民模式。水电建设应当是解决老少边远地区脱贫致富问题的一个重要机遇。大渡河安谷水电站是第一个实施"先移民、后工程"试点工程，也是电价改革试点工程。
策略四：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干、支流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和干流水电开发业主通过生态补偿方式，对一些具有重要生态保护意义的支流限制开发，进而保护珍稀特有鱼类。
策略五：建立流域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统筹协调流域生态保护。大渡河、雅砻江、澜沧江等有待试点。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变分散式增殖放流为集中式增殖放流；落实监督水电环保措施；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回顾性调查评价等。
策略六：加强设计复核和工程安全定检，提升工程安全隐患自动监测水平和地质灾害风险应对能力。排查重大工程地质问题的遗漏，杜绝盲目赶工、压缩勘察设计周期，确保安全运行调度管理。(作者系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徐锭明：开发新能源必须尊重能源规律
"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绿色发展和生态安全战略。能源发展需要考虑这一新亮点。当前中国能源处于两难境地，一是二氧化碳问题，二是核电安全问题，涉及非化石能源怎么发展。去年9月3日国务院决定要培育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三个半是能源，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再加上生物，生物里面有一半是能源。新技术革命的领头羊是新能源。非化石能源怎么发展，不是等待，我们要创造机会，思想要与时俱进，采取开放的态度。
关于核电问题：这次日本核电事故向世界敲响了警钟，人类在核安全面前是渺小的，核安全不分国界，是全世界的大事。这次日本核事故超出了人类预想：它是古典风险和现代高科技风险的重叠，是小概率灾难的重叠，是不同类灾难和同类灾难连续的复合，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现在世界核专家都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日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总结几句话：管理有漏洞，监督不到位，准备不充分，处理不及时，信息不透明。谨慎为好，不要说过头话，安全至上，抓紧完善标准。要稳扎稳打，要防范风险，世界需要新的通用的国际标准，核安全技术需要国际统一研究，要制定新的标准，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关于新能源问题，主要在于尊重能源规律，可总结为：因能制宜，各尽其用；因需制宜，各得其所；因时制宜，梯级利用。未来能源发展要低碳、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高密度能源要高密度使用，集中能源集中使用，分散式能源分散使用。(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AndreaDeAngelis：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主要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和影响风险战略的关键因素。管理能力要求有必要的政策机制和体制推进对千年发展目标有利的一些因素；同时需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能够保证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问题提供适当的资金保证。
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建立非化石能源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进程，并大力推广非化石燃料的使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确保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公开透明，并负责收集和评估研究成果。此外，还有许多联合国机构负责处理与气候变化和非化石能源有关的经济及社会问题。
联合国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包括以下方面：宣传国际标准规则以及政策，加速治理和决策过程，推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能力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提高低碳投资效率，以及建立和促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关系，以提高私营部门投资效率，从而释放更多公共资源用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在各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有60%的发展资金来自于公共资金，这些资金投资于健康、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各个方面。
适应、减缓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例如，非化石能源的使用能够有效地增强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2002年在中国有5千万人无法使用电，在没有电网覆盖的地方，他们主要通过比较原始的手段获取能源。如果电网能够覆盖这些地区，就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同时增强他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根据IPCC的分析，可再生能源还能够带来大量可持续的额外效益和影响：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加速获得能源的进程(尤其是14亿无电可用和13亿仍依赖传统生物质能的人们)，保障能源供应安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提高生物多样性等。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是向非碳能源转型，并确保工业、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新投资是基于低碳或可再生能源。(作者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TaeYongJUNG：亚洲在绿色发展方面更具优势
实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中显得更脆弱。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冲突而遭夭折的全球性议程比比皆是，但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创新模式，兼顾了两者的利益，同时也兼容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这一对全球性的矛盾。就此而言，绿色发展这一解决方案真实而贴切地反映了韩国的发展经验。韩国一度为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通过"褐色"发展模式成功达到了理想的经济地位，而今又意识到，为了下一代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亚洲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绿色发展的意义更重大。比如，亚洲人口最密集，几乎占全球人口总数的2/3(38亿)，其中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2003年数据)。此外，由于亚洲经济发展速度持续空前，这一地区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已不堪重负。预计至2030年，亚洲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到全球预测总量的一半左右(美国国际开发署2008年数据)。
除了要通过经济持续发展来支持人口不断增长之外，亚洲的能源、工业、林业、农业以及交通等行业也都必须进行重大转型，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海平面上升、强烈风暴、气候异变以及其他危害人类环境、生物多样性及基础设施的气候变化影响。这恰好说明了绿色发展的必要性。人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往往将各个问题区别对待。更多的时候，某一问题的建议方案甚至会导致其他问题更加恶化。因此，根据我们的经验，很明显，需要一种创新的方案能够综合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此，在方法改革之前应先建立一种革命性的发展模式，帮助我们摒弃固有的发展习惯。
由于其独有的特点，亚洲在绿色发展方面比其他地区更具优势。日本、韩国和印度在先进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拥有坚实的基础，有利于更加绿色的技术创新。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积极投资也令人鼓舞。(作者系全球绿色发展研究所执行副主管)
MaxDupuy、DavidCrossley：节能政策设计须周密
为实现能源政策的相关目标，相关的国际实践可以划分为两大类机制：一是许可证机制，要求能耗单位或电网企业必须对每单位能源(或排放权)的使用或出售申报许可。"总量控制与交易"与"管制与投资"都属于许可证机制。比如，欧盟的排放权交易体系(ETS)和美国的地区温室气体减排倡议(RGGI)都可以归入这一类机制。二是能效证书机制，强制要求一家或多家实体单位(大型企业或电网企业)必须通过降低内部能耗或能源销售，或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能效证书，而使自己的能耗维持在目标水平之内。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法国的"白色证书"机制就属于这一大类。
纵观各类政策的设计，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市场机制必须经过周密设计和细心管理，方能达到预期效果。市场就像机器，市场的设计与建立必须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市场一旦建立，必须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必要时还需进行调整和改进。有些时候，即使是成熟市场也会运转失灵。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为解决意料之外的问题，大多数机制都经历过无数次调整。如果实行二级市场交易机制，必须指定并授权一家机构密切关注机制的运转情况，并细心管理，同时在必要时调整参数和规定来保证机制有效运转。
市场机制并不一定要求建立碳金融工具的二级市场交易机制。参与方之间的证书或许可证交易(即二级交易)并非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总量控制或控制目标的责任仅由一家实体单位承担时，就几乎或完全不需要交易机制。在其他情况下，二级交易机制有利于增强机制的灵活性和效率。如果责任当局将许可证直接分配给众多个体能源消费单位(而非通过拍卖的形式)，二级交易机制就会显得尤为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单位能够根据自身节能成本的高低来选择需要购买的许可证数量。比如说，假设根据历史能耗情况将许可证分配给100家大型能耗单位，其中某些能耗单位降低能耗的成本很高，而另一些单位则很低。理论上说，允许这些能耗单位之间进行许可证交易，有利于以成本效益较高的方式降低总体能源使用量。潜在节能成本相对较高的能耗单位可以购买许可证，而潜在成本相对较低的单位则可以采取能效改进措施并出售多余的许可证。实践中，企业行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并非所有成本效益较高的交易都能够实现。
在能效证书交易机制中，证书的二级交易能够刺激能效服务行业的发展。如果允许非责任方交易其手中的能效证书，能源服务公司之类的第三方就能够开展能效项目，并在二级市场出售项目所产生的能效证书。这就为能效活动提供了一条融资渠道。
制定明确的目标或上限至关重要。引导政策需要先为能耗或排放总量制定明确的上限或目标。如果选定一套包含了二级市场交易的机制，上限等级的设定对可交易(碳金融)工具的价值以及参与交易的动力来说，将是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扶持能效投资的互补性政策必不可少。仅仅依靠(许可证)价格信号来减少能源用量和兑现能效收益是不切实际的。理论上说，一项总量控制与交易类计划如果得到有效实施，其本身就能促成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只要总量控制的规定未遭违反，(许可证)价格将一路上扬直至需求降低至总量上限的水平。
实践证实，最为成功的市场机制都与能效直接投资类项目相结合，后者是量足价低的市场资源。中国当前的能效投资方式--如兴建能效电厂(EPPs)--为能效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很容易融入新的市场机制。世界上没有能够成功地完全实施覆盖所有行业、燃料及终端用户的单一综合性市场机制，覆盖面有所不同。很多政府最初将重点限定在电力行业(或仅仅一小部分行业)，以便积累实施市场机制的经验，同时密切监测实施效果。(MaxDupuy系美国电力监管援助计划中国项目协调员；DavidCrossley系美国电力监管援助计划高级顾问)
WilliamChandler：清洁能源与融资
清洁能源的股权市场在中国还不够规模，尚存在投资障碍。
清洁能源投资本质上不同于制造业投资。外商所投资的制造业几乎都是为出口制造的商品，市场是国外的，买家是国外的。而清洁能源项目的客户主要为本土客户，结算也是使用本国货币。这跟外商投资建厂然后将货物卖往海外获得外币本质上不同。
如果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目的是在国内市场提供服务，对投资方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换汇。对于清洁能源投资方而言，最担心的是不能收回在中国的投资回报。
融资中每一步都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而且其中任何一步出差错都会导致交易失败。不确定性必然会给投资人带来不安，甚至导致放弃投资。
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在清洁能源投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实现2020年碳强度降低45%的目标，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起出台促进清洁能源投资的政策。我们认为最有效和最关键的政策如下：免除清洁能源投资外汇、外商投资企业和工业政策的管制；实施已经公布的关于节能服务公司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的政策；继续要求银行给清洁能源项目提供基于风险的贷款。
中国政府还可以审查银行系统是否对能源供给项目有固有的偏好，从而损害了促进能效相关政策的作用。这也会带来额外的效果，有可能为在中国创建真正的创新清洁能源市场铺平道路。政府可以把更好地了解实际市场的具体情况作为开端，如收集和公布能效投资相关的数据。
与电网相关的政策对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建设清洁能源电站不仅将电卖给电网，而且企业自用也需要得到电网公司的许可。工业企业必须为其最大电力需求支付备用容量费，即使企业利用废气余热发电降低负荷，容量费也不能获得相应的减免。当然，出于电网安全和电力质量方面的考虑，并网需要许可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给出具体的程序和指导规范，让电网公司合理地实施相关规定。作为不受约束的垄断公司，电网公司导致一些清洁能源发电自用的项目推迟长达数月投产。电网公司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电力销售下降。所以，即使政府部门要求给这些清洁能源批文，电网也可能对独立的电站收取不合理的费用。安全证明的负担应该由垄断的电网承受，而不是由清洁能源开发方承受。
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对于国际能源公司是激动人心的，甚至是充满诱惑的。如果中国政府改进金融和外汇的政策，让外资更便捷地全心参与到这个市场，就可以让中国更容易获得所需的大量资金，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节能环保目标。(作者系美国能源转换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2日]